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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阳某开设赌场罪一案中，被告人阳某、江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先后委托他人为其开发用于赌博活动的“砸蛋”软件。通过APP中的抽奖游戏进行砸蛋抽奖，抽到礼物后刷给主播。玩家需要进行一个刷出50金币值的操作，直播厅就会出现砸蛋抽奖的隐藏模块。阳某、江某先后招募谢某、刘某3（均已判刑）等人在各软件内担任厅主，并由厅主招募主持，厅主和主持再利用互联网招揽赌博人员至厅内以砸蛋形式进行赌博，厅主和主持负责为赌博人员提供上下分及赌资结算等服务，阳某、江某为厅主进行资金结算，并从中牟利。

　　此类抽奖模式中，还有一种情形即抽取的是虚拟资产，比如游戏道具、高价皮肤等，但可以通过一定渠道交易变现。常见的模式如，用户在平台内充值获得虚拟道具，前往直播间，直播间内设置抽奖的玩法，有概率获得高价值的虚拟道具礼物，用户将抽奖获得的礼物送给主播，送完后主播和用户之间进行结算返现。此种情形下，若平台支持虚拟资产到现金的闭环交易，则平台方可能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但也有一部分情形是平台方未设置礼物道具的回购、转赠功能，也未向用户设置“收渣套现”服务，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平台和主播之间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

　　“星螺约玩”开设赌场罪案件：该案中“星螺约玩”平台原先设置有专门‘收渣套现’的直播厅，由平台公司的员工直接管理，后来“星螺约玩”平台都是专门的收渣人员了，与平台公司相分离。如果有玩家举报涉赌，平台公司只会象征性地封停一些“收渣”的账号，并不会较真。最终河南沈丘法院就星螺公司涉赌一案作出第一次判决，法院认为平台负责人张某某以营利为目的，建立语聊平台网站并利用赌博插件接受投注，组织赌博活动，情节严重，构成开设赌场罪。

　　郑某、海某等开设赌场罪、开设赌场罪一案中，被告人郑某、海某利用某某秀APP直播平台，组织人员通过玩平台内“抽盲盒”等游戏的方式进行赌博。玩家充值后，在某某秀APP平台内玩“抽盲盒”等游戏获取礼物，后将礼物刷给被告人郑某等人指定的直播间，并按照礼物价值68％-69％比例与代理进行结算获得返现。被告人郑某将其直播间收到的礼物按照礼物价值79％的比例与某某秀平台进行结算，扣除税费后再按照一定比例与代理进行结算。被告人郑某等人从玩家充值差额以及返现给玩家差额中获得非法利益。

　　2017年以来,徐某某等人先后注册多个公司,研发并先后上线运营“奇乐”APP、“酷秀短视频”APP、“酷秀LIVE”APP网络直播平台。2021年10月,徐某某等人将具有赌博功能的概率性游戏嵌入到这些APP中。2023年6月,被告人柏某某先后在这些APP上注册主播账号进行网络直播,吸引赌客进入其直播间后推广蜀汉风云、西游转转转、深海探宝等赌博游戏，被告人柏某某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柏某某的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在王某开设赌场罪一案中，被告人王某某负责经营的浙江省杭州智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内嵌有赌博性质的车行争霸游戏的视频直播软件，并指使技术人员在piupiu软件中嵌入车行争霸游戏以及下线赌博站点，吸引赌客参赌。赌客在赌博站点或Piupiu软件中以人民币充值相应的虚拟货币后，在车行争霸游戏内以坐庄或押注的方式进行赌博，赌博后的虚拟货币可兑换成积分礼物或点歌娃娃、聊天娃娃等道具，以打赏主播的方式套现或变相套现，玩家亦可以通过验证后成为主播协助他人提现。

　　被告人何某等人开发、推广、销售具有赌博性质的“电竞小酒馆”APP，该软件提供各大电竞赛事的竞猜，用户可以通过在APP上充值的方式，参与电竞游戏博彩，并通过该平台提供的小游戏“炸弹猫”，以及第三方平台“椰子商城”“嗨乐商城”等提现。以电竞竞猜的名义接收用户投注并予以提现，且涉案金额高达千万，该APP的运作方式符合在网络上开设赌场的要件，故所有明知系赌博活动仍参与“电竞小酒馆”运营、销售等业务的人员均构成开设赌场罪。

　　在司法实践中，“赌博网站”本质上是以信息化形式构建的线上赌场，其认定核心在于是否具备赌场的完整功能闭环，具体表现为三个关键要素：（1）提供具有博彩性质的游戏机制；（2）建立“投注-博彩-结算”的完整资金链路；（3）实现虚拟道具/积分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即“双向兑付”）或通过抽水营利。当前直播生态中，概率性玩法因其强互动性和用户粘性已成为行业普遍采用的核心运营手段。需要明确的是，单纯的“随机性+输赢结果”并不必然构成赌博，如电竞比赛、体育竞技、卡牌盲盒等合法业态同样具备该特征。因此，平台的双向兑付功能或按输赢结果抽取佣金，则成为认定赌博性质的核心要件。

　　随着近年来执法力度的加强，平台直接提现的方式风险暴露过于明显，现已已经逐渐减少。早在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均为非法金融活动。此外，根据公安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规范网络游戏经营秩序查禁利用网络游戏赌博的通知》第三条²，双向兑付的行为被严厉禁止。平台不得收取或以“虚拟货币”等方式变相收取与游戏输赢相关的佣金，不得提供以“虚拟货币”等方式变相兑换现金、财物的服务。

　　2017 年3月至 2020 年9月，付某龙等人为斗鱼直播平台“彡彡九户外”账号成员，利用平台内“粉丝福利社”抽奖模块设定奖金金额与份数，引导观众通过购买“办卡”、刷虚拟礼物等方式付费参与抽奖。抽奖结束后，他们直接向中奖观众发放人民币（主要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形成“充值—投注—现金提现”的完整资金闭环。都江堰市人民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该案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2022 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也是公安部督导办理的全国首例直播平台涉赌案件。

　　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只提现不充值”的兑付模式，即平台不设置充值渠道，仅设置提现功能。如在此前较火的玩赚小游戏中，部分游戏平台不设置充值功能，用户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通过做任务、看广告等方式获得游戏中的虚拟币，虚拟币可以直接提现，从而实现用户“赚钱”的目的，以此来提高用户乐趣和粘性。但此类模式也存在较大涉赌风险，实际上，尽管平台未设置充值渠道，但用户可通过第三方游戏充值从而间接获得本游戏内的虚拟币奖励，在参与了概率性游戏后，虚拟币还可直接通过平台提现，同样也实现了“投注-博彩-结算”的完整链条。

　　参考“星螺约玩开设赌场案”³中法院的裁判观点：当下网络运行的“语音聊天”类平台大多嵌有类似“幸运售货机”的“概率玩法”游戏，即注册会员通过充值参与游戏，在游戏中获得虚拟礼物对主播打赏，主播可将获得礼物向平台提现作为报酬，平台通过玩家和主播间的礼物赠送，收取相应比例的提成，属正常经营模式⁴。因此，如果直播平台仅具备用户充值以及通过概率玩法获取礼物道具对平台被主播进行打赏这两类功能的情况下，属于正常的直播经营模式，平台并不构成赌博网站，但如平台为增加参与直播及礼物打赏的用户人数，在平台内设置礼物道具回购功能，则构成开设赌场罪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平台未设置礼物道具兑换成法定货币的途径，并不代表无法实现“下分”功能，目前，平台方的资金链路径逐渐转向隐蔽，大量的直播或游戏平台通过银商实现人民币和道具的双向兑付。如在概率玩法型网络直播机制中，用户通过主播返现，平台和主播之间进行结算，平台虽表面未向用户回收虚拟币，但为代理、主播提供后台积分兑换和结算，玩家可以通过代理、主播实现虚拟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从而借助平台实现其赌博行为。这就建立了一条完整的具有赌博风险的完整链条。

　　在（2019）浙 0723 刑初 483 号案件中，玩家进入涉案“不夜城”平台中的“车行游戏”功能前需要付钱给代理或者直播宝贝，代理或直播宝贝就找到平台客服，把钱转到平台的收款支付宝或微信买点卡，拿到点卡后再到代理后台给玩家账户充值金币，代理和直播宝贝可以从中得到15%的销售提成，之后玩家可以用金币押注，赢可按赔率获得金币，赔率5倍至40倍不等，平台对每一把押注赢的玩家抽取2%左右的红利，输就继续充值才能玩。玩家赢到金币只能打赏给主播，不能直接到平台上换钱，主播得到礼物就会换成积分，积分可到平台上兑换成现金，再给玩家，一般1000万金币可以得到70万-75万左右积分，平台上换取70-75元。 法院认为，涉案的“不夜城”平台虽表面未向玩家回收虚拟币,但为房间代理、主播提供后台积分兑换,玩家可以通过房间代理、主播实现虚拟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从而借助“不夜城”平台实现其赌博行为。

　　某公司先后研发经营“气泡音符”等网络直播语音类APP。被告人王某某担任该APP直播间的主播和厅主，引导赌客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等方式充值兑换金币参与赌博游戏，赌客获得价值不等的“背包礼物”后，将“背包礼物”打赏给主播，再由公会长、厅主或者主播将“背包礼物”按照比例兑换成人民币返现给赌客。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明知其担任主播和厅主的网站有开设赌场的违法行为，仍为该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因此，平台规避涉赌风险的关键合规策略在于：严格切断虚拟资产与法币的价值闭环。具体表现为：第一，禁止用户间虚拟资产转让，防止二级市场形成；第二，封锁积分/礼物兑换现金通道，确保单向消耗机制；第三，谨慎设计平台抽成模式，避免营利模式与赌博结果挂钩。核心在于，平台是否通过隐蔽方式（如第三方支付、公会、主播代付）实现资金回流，而非单纯否定概率玩法的合法性。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在保留互动娱乐功能的同时，必须通过技术隔离与协议约束，彻底斩断“赌资-收益”的转化链条，方能在创新与合规间取得平衡。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赌博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参考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构成开设赌场罪，在主客观方面应分别满足如下要件：在主观方面，需以营利为目的；在客观方面，需存在建立赌博网站或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行为。

　　首先，要分析平台在客观方面是否满足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等行为条件，应当首先判断平台是否属于“赌博网站”，简单来说，赌博网站的认定核心为“博彩性质的游戏平台+（虚拟道具/平台积分和人民币可以双向兑付）或（按照游戏结果收取佣金）”。结合直播平台的主要功能来看，一般会涵盖用户的充值投入以及“以小博大”的射幸玩法两个环节，但如果平台内还设置了对虚拟资产的回购、转赠、提现等功能，用户可将所获得的虚拟资产兑换为法定货币并获取收益，即具备“下分”功能（如前文所述），则认定赌博网站的风险较大。

　　被告人刘某某、杨某某、张某某分别是“天骄娱乐”、“财团娱乐”、“伯爵娱乐视频社区II”平台招募的代理，负责招募赌客到自己管理的房间内赌博。具体方式是聊天平台的玩家用人民币赌资购买游戏币在平台内进行押注赌博，玩家将游戏币计价的平台预设虚拟礼物赠送给平台房间代理或者主播后，代理或者主播向平台兑换人民币，再返还给玩家。游戏币的充值比例、兑换比例均由平台站长和创润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设定，差额部分由平台抽取，平台再以底薪、提成、发放扶持比等方式给代理、主播分成。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张某某等在明知前述被告人利用网络聊天平台开设赌场的情况下，仍向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投放广告、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并收取巨额服务费用，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以（2016）浙0502刑初1602号案为例，该案中，被告人周子渊、陈海孟两团伙先后在虎牙直播平台××m）90001、90010频道开设竞猜厅，以虚拟货币金银豆押注英雄联盟游戏英雄属性的方式组织赌客赌博，而广华某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多公司）珠海分公司产品总监即被告人刘靖作为虎牙直播平台的主管人员，公司项目产品经理即被告人潘奕中、公司工作人员即被告人陈振宁作为虎牙直播平台竞猜业务负责人，明知被告人周子渊、陈海孟团伙开设的竞猜厅涉嫌赌博，仍继续为其提供网络平台、出借赌博所需的虚拟货币、按比例返还赌博抽头以及帮助规避调查。经查，被告人刘靖、潘奕中、陈振宁均系网络开设赌场的共犯，应对其参与期间网络赌场的涉案赌资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因此，如要判断平台对公会或主播的开设赌场行为是否构成明知，主要是审查平台对公会或主播的监管措施是否到位。一方面是平台在事前是否明令禁止公会或主播私下收购观众的“虚拟货币”“虚拟礼物”，另一方面是平台发现公会或主播存在违规行为后是否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参考（2016）浙0502刑初1602号案件判决书，该案中虎牙直播平台刘靖、潘奕中等人被认定为构成开设赌场罪共犯，是因为其作为平台监管人员，在发现涉案直播间存在开设赌场及“豆商”的情况后未关停频道内赌博房间，继续向涉赌房间提供“YY豆”抽水返利、借豆等支持。在斗鱼平台涉赌的案件中，斗鱼平台曾向涉赌直播间主播发送“魔法球文字话术”，要求超管们通过电话通知主播们内容，不允许留下文字证据，规避法律责任。

　　以（2021）渝02刑终238号案件为例，该案被告人为赌博网站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法院在审理时认为，认定构成帮信罪需满足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犯罪提供帮助行为、情节严重三个要件，缺一不可。此处的明知，既包括确切的明知，亦包括概括性明知。该案中，虽然上游网站是否构罪及该当何罪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但是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网站截图足以认定上游网站从事违法活动。两被告人运营涉案平台为上游网站的违法行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分别非法获利千万余元，远超《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违法所得1万元的5倍以上入罪标准，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在直播涉赌或境外网络赌场案件里，技术岗并非只有“帮信罪”风险，只要技术介入深度足以支撑赌场正常运行，也可能被直接认定为“开设赌场罪”共犯。根据《刑法》第303条第2款以及《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网络赌博意见》”）第2条⁵，当技术人员主导或深度参与赌博平台的搭建、源代码改造、后台控盘、上下分接口、利润分成等，足以证明其“共同经营”属性，或达到意见中“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标准时，可能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综上，根据《网络赌博意见》第2条，为赌博网站提供技术服务，并达到“服务费2 万元以上”或“帮助收取赌资20 万元以上”，与赌博网站长期合谋、共同盈利，即便技术人员从未与赌客直接接触，也会被视为赌场技术供应链的一部分，从而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若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仅提供技术或结算服务（托管服务器、开发外挂、维护支付接口等），未实质参与赌场经营且无利润分成或后台控盘权限，通常被认定为帮信罪，不吸收进开设赌场罪。

　　新兴商业模式与法律合规边界的碰撞需要各方保持高度警惕。在直播生态产业链下，平台方应建立全链路风控体系，通过构建合规管理体系以及使用技术手段加强监管，阻断涉赌模式下的双向兑付路径，完善用户协议中的禁止性条款；此外，主播及公会须清醒认识到“打赏分成”“礼物对冲”等行为的刑事违法性，避免将娱乐内容异化为变相赌博；用户则应树立健康消费观，警惕“搏一搏”心理下的财产损失风险。唯有各方坚守合规底线，方能实现商业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动态平衡，推动直播行业行稳致远。

　　2.公安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规范网络游戏经营秩序查禁利用网络游戏赌博的通知》第三条：规范网络游戏行业经营行为。要监督网络游戏服务单位依法开展经营活动，要求其不得收取或以“虚拟货币”等方式变相收取与游戏输赢相关的佣金；开设使用游戏积分押输赢、竞猜等游戏的，要设置用户每局、每日游戏积分输赢数量，不得提供游戏积分交易、兑换或以“虚拟货币”等方式变相兑换现金、财物的服务，不得提供用户间赠予、转让等游戏积分转账服务，严格管理，防止为网络赌博活动提供便利条件。